少年时,总认为写作是一份沉甸甸的任务,是150分的试卷中那至关重要的60分,是痛苦也是害怕,一篇800字以内的文章就像条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,每一个老生常谈的伟人事迹都是为了凑字数而存在,开头和结尾使劲堆砌华丽词藻的素材,笨手笨脚的套用模板首尾呼应,只为抓住老师匆匆一阅的目光。
青年时,开始将写作当作工具,厌恶不公讨厌虚伪,看不惯的事物就用文字去抨击,敬佩部分人敢于用锋利的写作冲破黑暗。时常躲在被窝阅读他人的文字,被写作的力量震撼,开始学习开始模仿,天真地想象自己也站在悬崖峭壁边,拥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勇气。
更大些,却再也没想过写作该是什么,为了什么,抛弃一开始就要写得好的想法,放弃写作框架、写作模板。从熟悉的经验入手,接受自己的价值。它变成了生活和观察的一部分,是树叶上清晰的纹理,粥里粘稠的米粒,是少年时黑板擦挥过时空气中漂浮的灰尘,也是一个角落,是人来人往,是与某个人相望一眼后的心有灵犀……
写作,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,我们从自身写起,从私语起步,慢慢地扩大了写作赋予的表达范围。开始找到了人生的表达通道,在写作中我们自嘲和肯定,也逐渐接受了自己,看见了自己。
汪曾祺曾说:语言像树,枝干内部液质流转,一枝摇,百枝摇。在这一期,让我们来到文字背后,听一听码字者的心声。
一
想当初我是一个文艺小青年,喜欢写作,但是不知道怎样写。那个时候,书店里没有一本书讲写作的方法,学校里没有一门课讲写作的方法,社会上也没有文艺夏令营或者写作补习班。
我拜访有成就的前辈,请他们指点。他们都说文学靠天才,没有方法。有一位老作家反问我:“谁告诉你写作有方法?难道写作是木匠做桌子吗?”
我不死心。有一年台湾闹旱灾,用飞机在天上造雨。我想天下任何事都有方法,连呼风唤雨都有方法,写文章一定也有方法。
我继续找,终于找到了。我那时候还有几分反叛。我找到了写文章的方法,也在写作当中累积了不少心得。我就把它陆陆续续写出来发表,来一个秘密大公开,打破少数人的垄断。
我学习的过程跟别人不大一样,我的第一本书是谈论写作方法的,我得到的第一个奖是文学评论奖。
要想把写作的方法说清楚、讲明白,并不容易。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,先贤在这方面也留下很多指点,那当然是我们重要的营养,可是他们的说法搞来搞去,颠倒位置,影影绰绰,模糊不清。有那么一个地方,可是路怎么走没有地图。
还有一位老师是详细介绍西方的论述。人家用词精确,有严格的定义,该归纳的时候归纳,该演绎的地方演绎,尤其是分析的时候好像手里有一把外科医生的解剖刀,但是用在中国古典名著上总是觉得隔了一层。
有一天我明白了,作家写作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特色。怎么样建立共同的基础可以谈方法,西方的文评家说得比较清楚。谈个人的特色就不能谈方法,中国的先贤说得不清楚,但是比较有启发。
起初,我以为他们两方面谈的是断的,是“似连还断”,后来发现他们是“似断还连”的,于是两种方法都拿来用。为了说得更周全、更透彻,我用尽一切可能、一切机缘、一切角度,天下万事万物、风花雪月、鸡毛蒜皮、琴棋书画、吃喝玩乐都可以做引子拿来谈文学。
你在他升官的时候说他听不进,当他生病的时候再说他就听进去了;你从正面说他听不懂,你从反面再说他就听懂了;你在他20岁的时候说,他用不上,你在他40岁的时候再说,他就用得着了。
最后就是阅读的趣味了。写文章先是写作方法,那篇文章本身应该就是够格的散文,除了可以实用,更应该可以欣赏。实用是“言之有物”,欣赏是“言之有趣”。
我成长的那一段时间,正好赶上文风转变,以作者为中心转到以读者为中心,以知性为中心转向以感性诉求为中心。
在媒体里面,广播和电视做了先锋。而我的职业就是由广播入行,从电视退休,正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成长。
先贤说,文学作品要给人以知识,给人以教训,还要给人以娱乐。我对这三项指标操练了很久,体会很深。在这方面,我总算有了自己的特色。
到了晚年,我对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了一次大检查、大整理,以前讨论写作方法的书全部不再出版。我把我的心得经验重新写过,成为你现在能够看到的版本。
写作是有方法的,无论如何我要把它说清楚,这是我的愿望。我究竟做到了多少,请各位指教。
二
那时候我常常想到,作家有人属龙,有人属虎,也有人属鸡、属狗,各有自己的风格。我自己属牛,学习的过程也像个牛,牛的特征就是努力、永恒。
我一生都在学,我是见一个学一个。一位老师说过,文章是别人的好。我能发现别人的文章好在哪里,三人行都是我师。然后,我努力。我是“人一能之,己十之;困而学之,勉强而行之”。
我相信天才,有人闻一知一,有人闻一知十,中间差九个档次。我们一起闻一,我知一,你知十,中间多出来那一部分是怎么回事呢?那就跟天才有关系。
我花一年工夫由知一登上知二,再花一年工夫由知二登上知三。十年之后,我也知十了,这就是努力。
换个比喻,百尺竿头,你我都在努力,才能再进一步,再进一步。你进得快,我进得慢,百尺竿头不止百尺,你到了竿头,这根竿会自动延长。那时候上头还有十一、十二……十五。
大天才的贡献就是让这根竹竿越来越长,让后人可以爬得更高。你我都不知道自己能爬多高,只是努力,再进一步,再进一步……
说到天才,我也有体会。文学好比一座金矿,天才是矿苗,努力是开采。
明朝末年的那个张岱,家境富裕,生活很享受。他有文学天才,但是没有什么好作品,因为他用不着努力。明朝灭亡以后,他一穷二白,亲自修屋种菜。这时候他得努力了,他的文学天才才充分发挥出来,晚明小品产生了。
还有那个大诗人江淹,早年作品很好。他说他晚年做了一个梦,梦见神仙对他说“我的那支彩笔你借去用了那么多年,现在该还给我了”。江淹伸手朝着怀里一摸,果然有一支笔就掏出来还给他,从此江淹的诗就越写越不行了。
据李辰冬教授解释,江淹本来是清寒子弟,需要努力,所以诗写得好。后来从政,官越做越大,不肯再为文学费那么大的心思了,是好是坏他也不在乎了,他就编出彩笔这么一个故事来做个交代。
我见过号兵练兵。军队里都有号兵,号兵吹号也有三六九等,每个号兵都要力争上游。他们在天亮以前到野外练习吹号,提高自己的水准。冬天夜里下过一场大雪,号兵更不能偷懒逃课,因为在冰天雪地中可以练成一种寒音——寒冷的声音,内行人听得出来。
我见过有人学提琴,老师打开乐谱,告诉他,从什么地方拉到什么地方,你回家照谱练习,一个星期以后再来。下个星期学生带着提琴到老师这儿排队,一个一个拉给老师听。
老师一听,你根本没有认真练习嘛,废话不说,一句“Next”,你回家再练,下星期再来。如果下星期还不能过关,老师就告诉这个学生,你另投名师吧,我这儿对你不适合。
我见过澳洲的一个芭蕾舞团在台北演出,满场满座。台北有一个大官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要为全体团员举行宴会。芭蕾舞团的负责人说,不行,没有时间。那就改成中午喝茶吧。芭蕾舞团的负责人说还是不行,实在没有时间。
他们每天晚上要公演,第二天上午要休息,下午还要排练。他们每个团员都是成名的艺术家,每一个节目都曾经环游世界一再演出,怎么现在还要在每次演出之前认真排练一次?他们是有这个规矩,到哪儿也不肯改变。
三
这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。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,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,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。
写作可能为名,可能为利,也可能为了出口气。都有,都不长久,几十年维持下去也不快乐。只有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爱,才可能长久。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,字形可爱、字音可爱、字义可爱,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。
中国字号称方块字,使用起来灵活方便。字靠着字、字连着字、字叠着字。每一个字是一个精灵,是一道符咒,排列组合的变化无穷无尽。让你上瘾、让你成癖,让你“贪得无厌”。
你把心一横:我就这样了此一生了吧。如此这般,做成一个贯彻始终的作家。
先贤说每个方块字像一块砖,可以铸成宫殿,作家像一个建筑师。我说,每个方块字像一个土块,可以连成大地山河,作家像一个画家或者电影导演。方块字除了一字一形还有一字一音,每一个字像一个音符,作家写作的时候像一个音乐家,他也在排列声音呢。
中国字有四声,有轻声、变调、儿化韵,声音有轻重长短、高低强弱,变化也是不可胜计。作家是字音彰显字意,字意强化字音,两者相得益彰。
运用之妙存乎于心,内心自有一种秘密的甘甜。甘是美感,甜是快感,所谓“得失寸心知”,就是暗自回味这种甘甜,甜到心里,甜到梦里,甜得你乐不思蜀、乐此不疲,这才成就了一个作家。
我常常劝写文章的朋友,文章不能逢年过节写一篇,不能儿娶女嫁才写一篇,不能等到日食月食才写一篇。写作不是你长周末去钓了一条鱼,不是长周末大公司大减价,你去买了一个皮包。
写作是你捡了个差,天天要签到值班;写作是你养了个宠物,随时想抱一抱,摸一摸,看一眼,为了它早回家、晚睡觉;写作是一种痒,手痒、心痒;写作是一种瘾,就像酒瘾、烟瘾;写作是朝思暮想、千回百转,是“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”。
前辈作家说过,文学作品是表现人生。当初我就觉得这个话很笼统。后来有人补充,文学作品是表现人生和批判人生。这说得比较清楚。现在以我自己的体会,文学作品是表现人生的境界,这是作家要做的事情。
那么什么是境界?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被文学评论家引用的次数最多,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被哲学论文引用的次数最多。以我自己的领悟,人的精神修养是向上发展的,境界就是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,可以用高低来形容。
文学作家对程度高低并不直接批判,他表演给世人看,这种方法叫做表现。比方说莫里哀的《悭吝人》,表现一个人爱钱爱到什么样子。作者没有直接说好、说坏,我们看了觉得这个爱钱的人真是可笑,这一笑就是批判。
有一个“楚弓楚得”的典故,据说楚国的国王打猎遗失了他心爱的弓,他的部下要去找回来。楚王说楚国人丢了弓,楚国人捡了去,何必再寻找呢?据说孔子听到这个故事对他的学生说,一个人遗失了弓,另一个人得到了很好,何必一定都是楚国人呢?
这个小故事演示了三种境界,楚王的部下境界最低,楚王的境界比他们高,孔子的境界又比楚王高。
还有一个典故叫“清恐人知”,清官唯恐人家知道他是清官。晋武帝朝廷里面有一对胡姓的爷两个都是出了名的清官。有一天皇上忽然问这个胡二代,说你们爷俩都是清官,你跟你父亲有什么分别呢?这位胡少爷说,我父亲是清官,唯恐人家知道他是清官;我是清官,唯恐人家不知道我是清官。后世论境界,认为“清恐人知”比较高,“清恐人不知”比较低。胡公子巧妙地捧了他的老太爷,不着痕迹。
古人说读书也有三个境界——少年读书如溪中窥月,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,老年读书如台上望月。他用了这三个比喻,没有仔细解释,我们来说说个人的体会。
我小时候读《论语》中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”这两句话,看得很清楚;到了“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”就觉得模糊不清;那么念到“六十、七十”,朗朗上口,但是心里漆黑一片。这就是溪中窥月,只看见一点亮光。
以后经验和阅历增加,慢慢懂得不惑,懂得知命,好像庭中望月,可以看见一大片面积。这时候视觉仍然是仰视,向上看。平视受角度的限制,我也没找到“耳顺”到底在哪里,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又是什么。
直到晚年读书,到了高台望月的境界。以前仰视的现在可以平视,以前平视的现在可以俯视。登高可以望远,视域也扩大了,能看见的东西也多了,这才找到孔夫子指指点点的每一样东西。
古人说“听雨”,听下雨也有不同的境界。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”说家庭、社会把少年人保护得很好,不受雨打风吹。外面下雨他在楼上听歌,中间用帷幔隔开,他听见的雨声是歌女唱出来的歌词,他听见的风声是乐器奏出来的旋律。
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”他这个时候奔走江湖,完全暴露在社会的各种冲击之下了。孤身一人,没有遮蔽和掩护了,前路漫漫,一时也看不见归宿。
“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,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最后,他应该是晚年了吧。这个时候听雨是在僧庐、庙里。站在屋檐底下,头发也开始白了,悲欢离合不知经过多少了。
这个时候就任凭雨点点点滴滴一直到天明,顺其自然,他什么也不做。各种仗都打过了,白头发也出现了。在无情的庙门里,想到无情的人生,看着雨点落下来,任凭世事自然发展吧。
这三个阶段最初是不懂事,因为不懂事所以不管事。到了后来呢就不怕事,哪儿有事就到哪儿去,事情就很多。最后是不管事了,因为懂事而不管事。
这样看,第一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好像一样。其实相反,第二个阶段是演变的过程。这么复杂的人生经验,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表现出来,这就是文学作家的独门绝活,只有他会。
四
我对见解的领悟不是由学院经典带来的,我是从零零碎碎的阅读和阅历中受到启发。
最早的一次是几十年前了,我还年轻,为了职业参加考试,有一道智力测验。他说一群年轻人开舞会,有一个女孩子最惹人喜欢,大家以前都没见过她,想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,她不说。
夜深了,这个女孩子说要回家了,很多男孩子想送她。外面刚下过毛毛雨,天色很黑暗。她走到院子里,走到种花的地方就忽然不见了。
有人说她是花仙,是这个院子里的一棵花,今天夜里我们把这棵花挖起来关在屋子里等她现身。可是院子里有很多花,到底哪一棵花才是她呢?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找到她呢?
当时有两个答案,一个说把院子所有的花都挖起来,其中必然有她;另一个说,别的花在院子里淋过雨,沾了雨水,她没有,现在检查每一棵花,枝叶上没有雨水的就是她。
当时有个口号,“宁可错杀一百,不可错放一个”,那么前一个答案受这个口号的影响,境界比较低。后一个答案知道找证据,境界比较高。
这是最早的一次,我想到境界。
最近的一次,我住的这个地方有许多外来的移民,每天艰苦奋斗希望发家致富,有时候聚在一起也谈谈发财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。
有个人说,到那一天,我买30栋房子,租给30户人家,我什么也不必再做了,每天出门去收一户房租,回家数钞票,没事的时候数钞票是最快乐的了。
我想起杜甫当年住在自己的茅屋里,一阵大风把他的屋顶揭走了,他激昂慷慨写了一首诗,他说他希望能造一万户公寓,让没有房子的人都搬进去住。没提房租,显然是免费的。这时候我又想到境界的高低了。
境界是一种精神修养,文学写作是“沉于中,兴于外”,作家的心灵里要先有境界,然后他的作品里才有境界。所以这是大作家他的修行。
大翻译家傅雷写信给他的儿子大钢琴家傅聪,勉励他的儿子:第一要做人;第二是做艺术家;第三是做音乐家;最后才是做钢琴家。我想他就是这个意思。
我没有机会受系统的教育,我是碰见什么学什么,随遇而学,见识慢慢增加,野心越来越大。我的程序正好相反,先做作家——其实这个时候只能算是一个写手、文字工匠,然后才是做文学家,之后就希望自己是个艺术家,最后才有意识地为了文学而提高精神修养,这就是做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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